每个朝代都不缺大夫，但是每个朝代的大夫都有每个朝代的特色，这个和时代有关，现代人更崇尚养生，所以大夫们研究保健睡眠可能更多一些。而清代是温病学说盛行之时，所以在温病的治疗方面，清朝的大夫都有自己的几把刷子。
清初名医徐灵胎曾云：“仲景制方，方之治病有定，病之变迁无定。”故强调临证要知常达变。由于为统治阶层疗疾，清宫医疗一般均以实效为上，在经方之变通应用上，取得较好效果。
如嘉庆朝华妃娘娘病“停饮受凉之症”调治后虽有好转，但以因“肝阴素虚，气怯身软，胸胁有时作痛”乃以桂枝汤合当归芍药散加减治疗，名为“益气建中汤”，取得良好效果，后以缓肝养荣丸调理收功。按：桂枝汤虽为辛温解表轻剂，实乃调和营卫之和剂，其变方小建中汤及黄芪建中汤尤为治“虚劳”之名方，故有“理阳气当推建中”之说，宫中用之者不少见，如乾隆朝成滚扎布将军年老“正虚水气凌心”，用黄芪建中汤加减治疗取效。乾隆朝禄贵人用桂枝汤合二陈汤加减治“内有停饮，外受微寒”亦验。慈禧用苓桂术甘汤（桂枝用肉桂）“以助脾气，化水饮”。光绪朝佛佑夫人肺痈，先用葶苈大枣泻肺汤合海白散治疗，病势稍轻后，以黄芪桂枝五物汤合玉屏风散“益气和表养肺”，均不失其调和营卫之意。
麻黄汤为仲景最辛温逐邪发汗峻剂。咸丰朝丽贵妃服麻黄汤加味治疗“外感风寒”取效。麻杏石甘汤为仲景所创之清上焦热、解表止咳定喘名方，乾隆朝循嫔“脉息浮大”，“肺胃有热，外受风凉，以致咳嗽有汗，发热声重”，用此方合橘枳姜汤加减，三天后病情即得以控制。清代温病学派逐步崛起，而宫中一般仍不弃麻桂柴葛，实属可贵。
白虎汤类方及柴胡剂，清宫亦很常用。如慈禧之用加味白虎汤治“咽喉舌干，口渴引饮，时作咳嗽”；用四逆散以疏肝和胃：隆裕之用四逆散加味治疗“胸胁作痛。食后身倦”，以调气和胃。又如瑾貴人之用大柴胡汤及截疟七宝饮或达原饮合方治疗疱疾后“痰饮滞热”、“阴亏脾弱”，合经方时方于一炉，颇切合实际。
清宫对泻心汤类方亦多化裁应用。如光绪朝总管崔玉贵鼻衄，先后用大黄黄连泻心汤及犀角地黄汤加减治疗后好转。又如宣统朝端康皇贵太妃气道郁结，胸次堵满，夜间微疼，时作烦急，以旋覆代赭石汤合瓜蒌薤白半夏汤加减治疗。道光朝顺常在因“脉息弦数，原系肺胃热盛，外受风凉，以致恶寒，胸胁胀痛，牙龈宣肿牵引咽喉作痛，饮食难下”以“瘟热过盛处擦玉露霜，内服柴葛陷胸汤”治疗，套用了小陷胸汤全方，次日即取得显效，咽喉肿痛渐消。
嘉庆皇帝脉案载五苓散配方云：“皇上用五苓散二料，云苓八钱，炒于术四钱，泽泻六钱，猪苓六钱，紫油桂八分去粗皮，共研细面，再服一钱焦三仙汤送下”，虽未云证候，但配方颇好。嘉庆朝二阿哥患“红白痢”，以香连胃苓汤治疗，次日获显效。慈禧之用苓桂术甘汤治疗“水泄水气作鸣”，并曾以猪苓汤、文蛤散加减治“口渴水泄”有效；可见五苓散类方用得也相当普遍。
关于四逆汤类方及四逆辈之应用亦甚广泛，包括真武汤、理中汤、四逆加人参汤及干姜附子汤的应用。光绪三十四年十月初四日，以“中气郁遏，脾不化水，大肠有寒，不能腐熟水谷”，就曾先后用真武汤加味及附子理中汤调理。乾隆朝大学士张廷玉心脾虚弱，头晕心跳也曾以附子理中汤加减治疗。
其他经方，如慈禧之用肾气丸加减治疗“肺不降，肝不调，肾不纳”证候；用芍药甘草汤加减治疗“肝气冲逆”“胸胁窜痛”。光绪帝之用防己茯苓汤加减治疗湿气下注足痛；用小半夏加茯苓汤治疗“胃气欠和，余湿未清”；总管李莲英之用防己茯苓汤合四君子汤加减治疗“脾元欠畅，湿热下注”；宣统帝之用橘皮竹茹汤加味治疗胃气欠畅“作呕”；嘉庆朝华妃之用当归生姜羊肉汤加减以温中补血。各朝之大量应用甘桔汤或元参甘草桔梗汤治咽喉不利，等等，都有一定效果。说明朱丹溪在《局方发挥》中所称仲景医方为“万世医门之规矩准绳”，有其道理，值得深入研究。
